郴州坐拥“有色之都”。这个地级市拥有多个储量居全国乃至全球第一的有色金属品种，煤矿产量占湖南省的1／10。

　　但长期以来，“多、小、散、乱”的粗放发展格局和模式成了该市工业持续发展的桎梏。更可怕的是，由于郴州地下资源的掠夺式开采，造成了矿难频发、生态破坏、利益争夺和官场生态的恶化。

　　痛定思痛，郴州市开始下决心治矿。郴州市委书记戴道晋说，郴州的经济增长要考虑安全成本，发展要考虑稳定成本，郴州不要“带血”的GDP，要摆脱煤炭的枷锁，尝试努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靠煤吃饭的格局，绝不能在新一轮发展中重蹈矿难发生的覆辙。

　　据介绍，现在郴州约有200座煤矿，郴州市委提出一个目标，要在两年内整合到130个左右。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近年来，持续的治矿让官煤勾结黑案逐渐减少，郴州的形象也得到提升——非规模化不生产、非集约化不生产、非循环经济不生产、非安全达标不生产，以前从不彰显的一些发展理念得以重视。新一轮资源整合，郴州煤炭正在实现质的飞跃。

　　公开通报涉矿官员

　　官煤勾结的一方是“官”，查官的重任落在了纪委身上。

　　“针对行政审批、安全监管、生产经营、购销运输、税费征管等煤炭领域重点环节，相关职能部门和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重点环节、重点岗位查处一批涉矿案件。”郴州市纪委常委杨赛保说。

　　近年来，郴州市纪委按照“治官、控矿、扫黑、整顿、整合”的工作思路，把执法的工作重点放在涉矿案件的查处上。据统计，近年来，全市煤炭领域共立案查处23件，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案5件，涉案的81名官员受到查处。

　　在郴州市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张志祥看来，矿山安全事故治理和煤矿整合工作的阻力，主要来自于腐败。他认为，大多数事故背后肯定有腐败问题，只是在事故查处过程中，由于查处机制或其他原因没有查出来。“腐败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2009年11月，郴州市纪委手头有了一批已经遭到查处的违规入股、官煤勾结的涉矿违法违纪案件。他们思考，如何再进一步，使工作更有成效。

　　郴州市纪委最终决定，建立案件和涉案官员的公开通报制度。

　　他们的这一想法，获得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认同。2009年11月，郴州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公开通报第一批涉矿官员名单，并在媒体上刊发。

　　这次通报，共涉及官员15名，其中12人是因永兴县樟树乡青山壁煤矿“4·17”重大火药爆炸事故查处的。另外3人，包括桂阳县煤炭局副局长、临武县环保局局长和副局长，也都因涉矿案件被查，一并被通报。

　　在网上，郴州的这一做法被拿来与河南等地通报违纪官员的做法相提并论，获得网友的称赞。舆论鼓舞了郴州市纪委的信心。岁末年初，郴州市纪委进行第二批通报，这次共通报51人，排第一位的，正是郴州市煤炭局原局长曾宪明，他本应是煤矿的监管者，却成了煤矿的最大“保护伞”。

　　查责任事故先查官煤勾结

　　在治矿的同时，郴州也在考虑如何治理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效。

　　“4·17”重大火药爆炸事故的查处，就体现了郴州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探索，被视为“创新性”的工作。

　　“揭开涉煤事故背后隐藏的官煤勾结腐败黑幕”成了主要的调查目标。

　　调查方案要求，在调查方法上，既要查实涉案人员工作失职、渎职的问题，又要查处官煤勾结的腐败问题，两项调查同时展开、相互促进。“凡由纪委控制的重点对象，突审时先谈官煤勾结的腐败问题，后谈工作失职、渎职的问题。”

　　为了查办这个大案，郴州整合县市区纪委、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煤监局、市安监局、永兴县公安局等15个单位的办案资源。办案高峰期，调查组同时控制了17名涉案人员，190余人的办案队伍并行在5个办案点工作。

　　然而，由于事故矿主全部外逃，涉及的各监管单位相互推诿，有些官员逃避、干扰甚至阻挠调查，调查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这里的利益链条很紧，压力很大。”但调查组始终围绕着“漂白”黑矿的假文件追索，将各级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危爆物品管理部门3条线作为案件查处的具体方向，终于使权钱交易催生的一个个利益链条暴露无遗。

　　郴州市纪委在多次查办涉矿案件的经验中，形成了“四查”的心得：查股权，看煤矿的股权结构，有没有官员和国企负责人入股；查证照，看有没有官员滥用职权，权钱交易，违规审批发证；查违法违规，看煤矿安全生产经营中有没有官员公开或暗中支持庇护；查事故处理，看有没有官员庇护、纵容、瞒报。

　　郴州市纪委一位人士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监管人员的腐败成本，才能提高责任追究的威慑力，从而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据统计，截至2009年12月，郴州市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27人，下降12％。这对该市财政带来了积极影响：一是因产量增加带来的收入；二是兼并重组后煤炭产量增加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带来的收入；三是主体减少后便于加强税收监管，防堵漏洞带来的税收。

　　目前的调查体制有弊端

　　事业因煤而兴，问题因煤而生。纪检部门认为，综观现行涉矿案件的调查体制，仍存有一些弊端。从调查主体来看，有些责任主体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容易造成责任追究调查中的互相推诿，也容易受部门保护主义干扰，影响调查结果的公平公正。这一现象在安监部门体现得尤其突出。安监部门是安全生产的管理部门，但发生安全事故后，事故责任调查又往往由安监部门牵头，这种两位一体使安监部门的角色颇为尴尬。郴州市第二批涉矿案件的通报中，就有安监部门工作人员，这也说明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确实是利益攸关方。

　　同时，涉矿案件的事故调查处理程序也不尽科学。据了解，在以往涉矿事故调查处理的具体操作中，直接原因的调查和间接原因的调查，都由各级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根据事故等级，在很短时间内一并完成，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提出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然后下达批复给纪检监察机关对责任人进行处理。

　　郴州市纪委的一份报告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有多个弊端，比如这种调查方法对事故间接原因的调查只能停留在表面，不能找到事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更不能发现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在责任追究上，只能追究到最基层的县乡监管人员，难以触动事故幕后大的“保护伞”等。

　　“4·17”事故调查说明，如果今后能在事故责任追究中，把腐败问题的追究也纳入日常调查程序，一查到底，官煤勾结的现象将大为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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