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民郑身贵2006年3月到江苏省江阴市长盛化工有限公司打工，次年8月被查出患白血病。老郑患的是职业病吗？省、市两级鉴定机构的结论截然不同。从发病到现在，坎坎坷坷一年多，在维权的路上老郑仍未看到尽头。他说，眼下最要紧的问题是——“我的生命拖不起”
某水泥装运车间内，工人佩戴防尘口罩装运水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防范职业病的发生，应该成为每个企业管理者心中长鸣的警钟。张文成摄
2009年1月13日下午，事关老郑命运的案子在江阴市人民法院开庭。然而因为春运的原因，老郑夫妇却无法到现场旁听。焦急的老郑从傍晚开始一直给法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却再次得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案子还要延期3个月宣判。
与往常一样，又延期了。老郑夫妇还清楚记得上次在劳动局的延期：2008年11月29日8时30分，老郑夫妇忐忑不安地坐在江苏省江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1号仲裁庭外。1年零5个月的维权之路已经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认为终于走到了劳动仲裁这最后一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9时开庭仲裁后，工厂就将赔付老郑高额医药费。8时55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科出来一个人通知老郑夫妇：“工厂已经提起了法律诉讼，劳动仲裁取消。”老郑翻出劳动仲裁通知书，眼见注意条款上写着“申请延期需要提前3天”。为什么在马上就开庭的时候忽然宣布仲裁取消？几经交涉无果，愤怒之余，老郑只能无奈离开。
2008年12月4日，记者在江苏省江阴市见到了老郑夫妇。老郑名叫郑身贵，其实他并不老，只有34岁。略显臃肿的身材和稀疏的胡楂子使老郑看上去像50多岁。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医院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的人了。说到得病、治病和为自己的病讨说法的过程，老郑夫妇立即激动起来，叙述开始杂乱，越着急越说不清。忽然，老郑一拍脑袋：“我有个记录本，事情都记在上面。”说着，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小本递给记者：“看这个吧，你一边看，我们一边补充。”
灾难从天而降
小本很破，封皮已经掉了，但是里面的字迹十分工整。这个小本记录的是一个农民进城打工，因工作生病几乎丢掉性命和艰辛维权的过程。
2006年3月，老郑和妻子离开安徽老家，来到江苏省江阴市打工。老郑很快在江阴市长盛化工有限公司找到了工作。刚工作的前3个多月，老郑在这家公司的老生产线DPS车间从事脱苯工段的工作。他每天要将磺化反应后的混合料放入脱苯釜，使用片碱、液碱等，通过化学反应将苯酚提取出来。化学反应会产生刺鼻的烟气，即使戴了口罩也能闻到。当年7月中旬，由于污染严重，老生产线被迫拆除，老郑被安排到新生产线的MAE车间从事粗品的离心和碎料工作。
换到新车间，老郑心想工作条件应该会有所改善。可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发现自己错了：新线的MAE车间内，甲苯、氯丙烯、乙醇等反应后混合物的味道比老车间还要重，不仅难闻，还常常辣得人睁不开眼睛。当年11月26日，老郑又被派到新线的DPS车间做脱苯工作两个月。2007年1月27日，老郑再次被调换到DPS-MAE车间，一直工作到当年的7月16日。其间老郑一直和甲苯、苯酚等有毒物质“做伴”。
2007年6月，一向身体不错的老郑感觉到身体不对劲儿了，但这次在医院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两个月后，老郑再次感觉不舒服，那感觉就像得了感冒却总缓不过来。于是，他再次前往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身体。这次，他的血常规检查结果出现了异常：白细胞增加得像发了疯，以致仪器已经无法计算出白细胞数，只能通过人工计数方法算出大概。所以，老郑的血常规检测报告单的白细胞一栏不是机打数字，而是手写的100.2×109/L（正常人的白细胞范围应该在4.0～10×109/L）。诊断一栏写着：“分类见幼稚细胞，建议骨穿。”
老郑告诉记者，拿到体检报告单那天，大夫严肃地建议他尽快到上级医院做骨髓穿刺检查。于是，不知道“幼稚细胞”为何物的老郑夫妇当天下午就赶往南京做进一步检查。
老郑说，2007年8月21日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老郑的骨穿结果出来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血液科的大夫给老郑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口服药物格列卫治疗，每年花费大约7万多元，用药时间长，不能根治；二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费用要几十万元，但是需要进行配型，能否找到合适的干细胞来源还是个未知数。
老郑说，当他听到“白血病”3个字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下来。听到后续治疗的费用，更是感觉到了什么叫绝望。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农村家庭，无论是哪个治疗方案都意味着倾家荡产。
“你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大夫问。
“化工厂。”老郑说他回答问题时已经麻木了。
“如果在工作中长时间接触有毒物质是会引起白血病的。你想想这白血病会不会和你的工作有关。你可以试试去做个职业病诊断，具体怎么做最好先找律师了解了解。”大夫提醒说。
老郑说，大夫的这番话让他回过神来，连忙找了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建议老郑到江阴市卫生部门和劳动局进行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
（张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