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患者胸片，白色阴影表明肺纤维化

尘肺病患者肺灌洗后的回收液，各瓶浑浊程度不同

肺灌洗手术场景

　　2009年3月，多家媒体报道了云南水富县数十名农民工异地打工后都得了怪病一事，这些农民工返乡后不同程度地出现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3月中旬，云南省向家坝镇永安村、大池村、楼坝村相继有多名返乡农民工出现相同症状。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经卫生部派出的专家组调查，这些农民工都曾在砂场打工，病情症状疑似尘肺病。

　　尘肺病，这种职业病以这样一种形式占领了公众的视线。

　　目前，在很多接尘岗位上，职工正在遭受尘肺病的侵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尘肺病患者已达100万人，而且以每年1万余人左右的速度递增，因尘肺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达14.6万人。煤矿是尘肺病发生的重灾区，职工患尘肺病的病例数约占全国总数的40.5%。

　　在2009年2月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将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作列为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煤炭系统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将肺灌洗技术纳入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的提案，呼吁进一步保护接尘职工的职业安全。目前，我国的尘肺病发病率非常高，对尘肺病患者的关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的国家安监总局尘肺病康复中心进行采访，这里也是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的所在地，曾有4000多名尘肺病患者在这里做过肺灌洗手术。

黑+，黑++，黑+++……

　　3月20日，记者在国家安监总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目睹了一次肺灌洗手术的全过程。

　　7时30分，山西阳煤集团的职工王平和另外2名患者被推进了手术等候室。医生先为王平戴上了吸氧机，确保其身体内有充足的氧含量。这3名患者将分别接受一次不见血的大手术——肺灌洗。

　　说这是一次大手术毫不夸张，试想一下，给平时保证我们呼吸的肺部灌满了水……风险性可想而知。

　　康复中心医疗部副主任医师陈刚说：“做这个手术有一定风险，不仅在手术过程中要始终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而且容易引发低氧血症、气胸等并发症。”

　　整个肺灌洗手术需3小时~4小时，术后需要观察几小时，一次手术就要消耗掉近1天时间。从周一至周六，康复中心每天要同时做3例肺灌洗手术。

　　8时30分，1名患者等得有些不耐烦，嘟囔着问手术怎么还不开始。旁边的1名患者与陪同他的妻子显得格外沉默，这名患者是来自金矿的打工者，得了二期尘肺病。　　

　　“没啥可怕的，医生说这不是什么大手术，没有大风险。”陪同的妻子一边搓着双手一边说。

　　9时15分，手术正式开始。

　　注射麻醉药后，王平失去了知觉。经过电子仪器的探测定位后，医生将一根Y形管的末端慢慢探入王平的口腔，从支气管显微镜上可以看出Y形管的末端到达患者体内的位置。双腔管缓慢地从气管直抵患者压抑已久的肺。Y形管的一侧连着生理盐水，灌入量参考事先测定的患者的肺容量大小，一次灌入量约为1000毫升~1500毫升。这看似简单的手术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实践，才有了今日的基本成熟。

　　马国宣主任医师从事肺灌洗手术已近20年。她说，单侧肺一个循环要灌洗12次~15次，以灌洗回收液由黑色浑浊变成无色澄净为完成标志，一侧灌洗完毕一般要用20多瓶生理盐水。每瓶生理盐水的温度控制在37度左右，与体温接近。

　　9时35分左右，第一瓶略显浑浊的生理盐水开始通过Y形管循环流出，接着是第二瓶、第三瓶……浑浊度不同，有一瓶引流出的生理盐水已呈全黑色，如墨汁般。

　　马国宣说：“不同患者洗出来的水浑浊度不同，有的因为附着物附着时间较长，已与肺细胞结合，这样的患者病情虽重，但洗出的水未必是最浑浊的，有的因为附着时间短，虽然病情较轻，但洗出的水很黑。”

这是王平第二次来做手术，第一次是在2007年。需要做第二次手术的患者，原因不同。“有的是因为附着物与肺细胞结合较深，第一次没能完全洗好。有的是洗过之后，又去了接尘岗位工作。”马国宣说。

　　手术过程中，马国宣一边操作，一边将手术的动态过程录入电脑。“黑+，黑++，黑+++……”+号的多少表示每瓶水的浑浊度，生理盐水由浅到深的变化让人触目惊心。

　　10时15分左右，第一个循环结束，一共灌洗了24瓶生理盐水。

给肺“洗澡”，舒服多了

　　此时，康复中心6118病房里住着3名刚做完手术的患者，他们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一线职工。

　　“洗之前觉得胸闷、气短，有时胸痛，干一会儿活就没劲儿了。做完肺灌洗手术，感觉好多了。”1名叫刘云的患者说，集团会定期给职工做体检，一旦查出职工患上尘肺病，就将职工送过来做手术。

　　刘云说：“已经做完手术2天了，没啥大感觉，刚做完手术也不疼，跟没事儿人一样。”

　　今年48岁的刘云在掘进工作面工作了20多年，患有一期尘肺病，与他同病房的2个人也都患有一期尘肺病。

　　“现在给肺‘洗了个澡’，舒服多了。”刘云笑着说，“这几天手术刚做完不能出去。医生交代说，这个时期最怕感冒、呼吸到不洁净的空气。”尽管出门就是大海，3个人仍然听话地待在病房里。

　　他的话音刚落，1名护士进了门。她撸起刘云的衣袖为他打点滴，这是手术后的必要环节，防止感染和并发症。

　　当被问到医疗费用时，他们却说不准。

“可能要万儿八千的吧，具体多少我们也不清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出钱，企业还有捐赠，我们来这里不用自己出钱。”刘云说。

　　现在，他们准备再在这里恢复几天，等医生宣布可以出院，他们就可以带着“清爽”的肺回家了。

1万元钱的沉重

　　做一次肺灌洗手术需要1万元钱。康复中心主任兼疗养院院长李玉环说：“这是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卫生厅等部门经过4年核算批准的价格。”

　　就在刘云的病房楼下，住着罗一中，1名来自重庆奉节山区的农民工。

　　黄昏时分，罗一中眼睛直直地盯着电视屏幕，眨也不眨一下，他正在打点滴。一楼病房原本就凉一些，他披着毯子坐在床上，桌上摆着中午吃的方便面的包装袋。经过两次肺灌洗手术，他身体很虚弱，说起话来有些气喘。

　　此时，他正为自己需要支付的医疗费一筹莫展。“都来了20多天了，我现在就想快点出院。”他说，医生要他至少再过一周出院，可是他无论如何也等不及了。

　　“在这里多住一天就要多花一天的钱，我和妻子在这里快熬不起了，现在已经欠了很多钱了。”他说，日子掰着手指头过，现在手里仅存的就是他与妻子的路费。

　　这笔路费，罗一中并不是要回老家用。他将与妻子赶往浙江温州打工，为的是还因看病欠下的钱。

　　“现在欠的钱，我和妻子一起打工4年才能还上，何况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废人。”罗一中说。

　　来到康复中心后，他被检查出患有三期尘肺病。这相当于宣判一个人得了肺癌晚期，即使做完手术，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无法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爬过高的楼梯，也会呼吸困难。现在，做手术只能控制他的病情，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

　　罗一中说，1985年~1995年他在一家国营煤矿的井下工作。煤矿倒闭后，他与妻子到温州打工。

“2004年，有一段时间我总感觉浑身无力，走路快了就呼吸困难，干活累一点也呼吸困难。一天晚上，我刚准备睡觉，忽然吐了口血出来。接下来几天，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肺结核，给我开了很多药。”罗一中说。

　　他吃药吃了近半年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还大把地掉头发。“早上一起床，枕头上是大把大把的头发。”他回到重庆市一家医院检查时，才被确诊为尘肺病。医生说，当地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经过四处打听，他才从老乡那里知道康复中心能治尘肺病，他这才来到了北戴河。

　　“知道这儿能洗肺后，我就在家攒钱、借钱，等凑足了1万多元钱我才来。”就这样，罗一中的病一拖再拖。等来到康复中心检查时，已经是三期尘肺病。他说很后悔，如果早点来，治疗效果会好一些。

　　罗一中说，他的家乡在山区，那里信息闭塞。青壮年几乎都在外打工，得了尘肺病根本不知道哪里能治。他曾见过身边的老乡因尘肺病死去，他们中的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有些人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却没钱治。他到了康复中心才知道，可以从网上查到预防及治疗尘肺病的方法。

　　此时的罗一中，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打工、还债。“我只带了做一次肺灌洗的钱，没想到我的病重，两侧肺要分两次灌洗。后来，我陆续找人借了些钱，现在都不知道还欠医院多少钱。”他压根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能为他提供帮助。

　　说话间，罗一中的妻子拎着盒饭进屋了。盒里装着炒豆芽和米饭，每份5元钱。他的妻子说，这是到这里20多天来两人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因为明天准备坐车去温州，丈夫的身体还很弱，需要补充营养。

　　次日上午，当记者再去采访时，罗一中的床位已经空了。他的室友说，罗一中坚持出院，已经与妻子赶往温州，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为他补贴了2000元钱，帮他把亏欠的医疗费交上了。

资金大多来自煤炭企业

　　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成立于2003年10月31日。当时，国家正在整顿和清理各种形式的基金会。在两任总理的关注下，在原国家安监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民政部才正式批准基金会成立。

　　基金会秘书长兼疗养院院长李玉环说，基金会刚成立时，煤矿已有大量尘肺病患者被发现，而治疗尘肺病又没有特效药，只有肺灌洗手术的治疗效果比较明显。目前，肺灌洗技术已推广到14家医院，累计救助尘肺病患者近万人，邻国越南的患者也从此技术中受益。　　

　　基金会捐助的对象主要是尘肺病患者，每人洗肺一次，基金会资助1万元，对少数农民工给予一定的救助，每人补助2000元~3000元。李玉环说：“尘肺病患者大多是弱势群体，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农民工总数的6%左右，而且这个病的潜伏期长，多数是打工若干年后才发病，找不到能够为他们负责的单位，因这个病致贫、致穷的大有人在。”他说，如果早一点把患者肺内的有害物质洗出来，可以遏制病情发展。越早进行肺灌洗手术越好。

　　谈起用来帮助农民工的资金来源，李玉环说，基金会募集资金的路走得很艰难。现在用来救助的大部分资金还是来自基金会刚成立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捐赠。在康复中心的宣传栏里，有捐赠名单、金额。中煤能源集团、神华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山西同煤集团、山西晋煤集团、河南平煤集团、安徽淮南矿业集团等都榜上有名。　　

　　“光靠煤炭企业支撑基金会运行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的捐赠金额中，有一部分是专款专用，只用于给本企业职工做肺灌洗手术。基金会只能从一部分非指定性用款里拿出一定的比例来补贴农民工。”李玉环说，“近几年知道康复中心的人越来越多，尘肺病患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大量贫困的农民工兄弟，需要救助的人越来越多……”这三个“越来越多”，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预见到未来扶助之路的艰难。

　　“只有亲身体会到患者的痛苦，才会产生怜悯之心。”康复中心医疗部主任陈刚说。他曾为1位从一线干起的煤炭企业领导做过肺灌洗手术，这位领导在术后主动找到基金会要求捐款。“他亲身体会了尘肺病患者的痛苦，了解到肺灌洗手术的好处。”陈刚说。

　　“现在真正愿意做慈善的人太少了，有的是为名而捐，有的是为形象而捐。一些基金会找明星代言就能获得好的募捐效果，一些基金会被媒体报道的多，获得的捐款也多，而真正以慈善为本去捐款的人寥寥无几。”陈刚说。

　　让他感触最深的1名患者来自贵州山区。夫妻俩背着行李和一包馒头来治病。在治病的10多天里，他们就用馒头蘸盐水当饭吃。陈刚感叹，这样的事让人看着心酸，但基金会无法一一救助，对他们的帮助，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补贴。

募捐工作极其艰难

　　提到募集资金之难，李玉环深有感触：“除最初的捐赠外，近几年，大部分基金都是在煤炭行业有影响的领导的动员下才获得的，王显政、濮洪九等老领导亲自做募捐工作。愿意重复捐款的人太少，捐款者仅仅局限于几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

　　据了解，基金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曾到一些非煤企业去做募捐动员，但收效甚微。　　

　　李玉环说：“基金会多方奔走却吃闭门羹的情况不在少数。有一回，我们到一家单位募捐，那个单位的领导认为他们的生产岗位不会导致尘肺病，就明确告诉我们不捐款。事实上，现在尘肺病发病行业非常广泛，先不说煤矿、金矿、非金属矿山这些高发行业，近几年，我们这里还来过从事食用油行业的患者。”他说，一些企业根本不了解职工的岗位是否能够导致尘肺病。

　　很多企业的负责人认为已经为职工交过工伤保险费，而且这部分费用已经很高，他们不愿意再承担额外的费用。

　　李玉环说，还有一些情况让人无奈。“一些企业捐了钱，还再三叮嘱我们不要说出去，说需要捐助的地方太多了，一旦公布出去，很多募捐的人就‘慕名而来’了。”

　　对于基金会的资金募集，李玉环做了很多思考。他说：“基金会做的是一项真正以人为本的工作，真正体现尊重人生命的工作，我们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重视和参与。”

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王显政曾提出《关于将肺灌洗技术纳入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的提案。记者从康复中心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一提案。

　　李玉环解释了要将肺灌洗技术纳入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的原因。基金会的救助只能针对那些极其困难的尘肺病患者，而且所提供的救助金额只是他们治疗费的一种补充。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把肺灌洗技术纳入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治疗费用，这才是长效机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治疗经费就无从谈起。

　　李玉环说，目前社会对职业病的防治重视程度还不够。“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写着某地区人大代表呼吁《职业病防治法》出台。事实上，早在2002年5月1日我国已开始施行《职业病防治法》，这充分说明社会对此关注度还不够。”李玉环说。

　　据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在对职业病患者的保障方面有着明确规定，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待遇不能全部补偿劳动者所受的严重损害时，法律保障职业病患者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已经将受职业病危害的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对各类职业病患者提供治疗费用和生活保障。法律规定煤炭企业应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为井下职工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也有一些小煤矿的矿主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不愿为矿工投保。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将肺灌洗技术纳入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患者才能享受到国家的保障政策。

　　在采访过程中，李玉环几次谈道，基金会只是一种社会救助模式，不能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对于尘肺病患者的救助，关键是要靠社会关注与政府保障机制来解决，治疗经费应该由保险基金来支付。他说：“即使肺灌洗技术被纳入社会保险体制，被列入报销范围，以后也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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